9 401例連續(xù)中國人群樣本研究顯示，攜帶 BRCA1和 BRCA2突變的乳腺患者的 10年對側乳腺癌累積風險分別為 15.5%和 17.5%，是非突變攜帶者的 4～5倍[6]。家族史可顯著增加對側乳腺癌的發(fā)病風險，中國的數據表明，有乳腺癌家族史的 BRCA1/2突變乳腺患者的 10年對側乳腺癌發(fā)病風險約 27%。

1.3 攜帶 BRCA1/2突變健康女性的乳腺癌發(fā)病風險

歐美的一項前瞻性研究表明，攜帶 BRCA1和 BRCA2突變的歐美健康女性年齡 80歲累積乳腺癌發(fā)病風險分別為 72%和 69%，且家系中有 2例及以上乳腺癌患者的健康攜帶者其乳腺癌發(fā)病風險是無家族史攜帶者的 2倍左右 [7]。來自中國的研究數據發(fā)現(xiàn)，攜帶 BRCA1和 BRCA2突變的中國健康女性年齡 70歲累積乳腺癌發(fā)病風險分別為 37.9%和 36.5%，是普通中國健康女性乳腺癌發(fā)病風險（ 3.6%）的 10倍左右[8]。

1.4 BRCA1/2基因檢測

1.4.1 BRCA1/2適檢人群

1） 有乳腺癌病史的個體且具備下列任意條件：

①發(fā)病年齡 ≤50歲*（*中國人群數據提示 [3]，該年齡段的乳腺癌患者 BRCA1/2基因突變頻率>5%）。

②三陰性乳腺癌。

③男性乳腺癌。

④發(fā)病年齡 >50歲，且家系中另有 ≥1例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或前列腺癌。

⑤高反復風險的 HER-2陰性的可手術的原發(fā)性乳腺癌患者 *，無論是否有乳腺癌或其他腫瘤家族史（*相關定義參考 OlympiA臨床試驗）。

⑥     HER-2陰性的轉移性乳腺癌。

2） 不考慮是否有乳腺癌病史的個體且具備下列任意條件：

①家系中直系親屬攜帶已知的 BRCA1/2基因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突變。

②家系中有男性乳腺癌患者。

③健康個體若家系中具備以下條件可進行基因檢測 *：家系中有 ≥2例乳腺癌；或 ≥2種包括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或前列腺癌的腫瘤類型且其中至少有 1例乳腺癌（ *但仍建議家系中已患癌的個體優(yōu)先進行檢測，尤其是發(fā)病年齡早、多原發(fā)腫瘤的個體；只有患者不可及，才考慮檢測家系中健康個體）。
 

1.4.2 BRCA1/2基因檢測方法
 

盡管長期以來 San­ger測序結合多重連接探針擴增技術（ multiplex lig­ation-dependent probe amplification，MLPA）是檢測 BRCA1/2基因突變的金標準。近十年來，隨著高通量測序技術的發(fā)展和成熟，二代測序技術因其便捷高效，逐漸取代了 Sanger測序，成為目前檢測 BRCA1/2基因突變的常規(guī)方法。 BRCA1/2基因突變常規(guī)采用 BRCA1/2的 panel或包含 BRCA1/2在內的乳腺癌易感基因（ 10～20個基因）的 panel檢測。 BRCA1/2基因大片段重排在中國家族遺傳性乳腺癌中突變頻率為 2.4%，在三陰性乳腺癌中為 1.1%[9]。常規(guī)的 panel測序檢測有可能漏檢大片段重排的突變。

專家組意見：建議 BRCA1/2基因突變采用 BRCA1/2或包含 BRCA1/2基因 panel的二代測序方法檢測。 Sanger測序可用于二代測序的補充，如二代測序結果的驗證或家系中已知突變的定點檢測。在二代測序結果陰性但仍高度懷疑存在乳腺癌遺傳易感突變的情況下增加進行 MLPA檢測 BRCA1/2大片段重排突變。

1.5 BRCA1/2突變乳腺癌患者的治療策略

1.5.1 BRCA1/2突變乳腺癌手術治療

1）BRCA1/2突變乳腺癌保乳治療：對于 BRCA1/2是否能進行保留乳房治療有兩個核心問題：① BRCA1/2突變的乳腺癌患者如進行保乳手術是否增加局部反復風險；② BRCA1/2突變乳腺癌保乳相對全切是否影響患者預后。

一項多中心回顧性隊列研究表明， BRCA1/2突變患者接受保乳治療相比較于非突變患者接受保乳治療，增加約 2倍的局部反復風險（ HR=1.99）[10]。國內的一項單中心回顧性研究納入了 1 947例乳腺癌保乳患者，其中 BRCA1/2突變的乳腺癌患者 103例，中位隨訪 6.7年。盡管同側局部反復在突變患者和非突變患者上無顯著性差異（ 3.9% vs. 2.0%，P=0.16），但 BRCA1/2突變患者的同側新發(fā)原發(fā)癌的概率顯著高于非突變患者 [11]?，F(xiàn)有的回顧性研究提示，攜帶 BRCA1/2突變患者的保乳相對非突變患者增加約 2倍的局部反復風險，尤其是同側新發(fā)原發(fā)性乳腺癌的風險。

BRCA1/2突變的患者接受保乳手術和全切手術的生存比較。來自于荷蘭的研究納入了 6 081例樣本， BRCA1/2突變 261例，中位隨訪 14.8年。多因素分析顯示，與全切手術相比， BRCA1/2突變患者保乳手術和全切手術的生存無顯著性差異 [12]。一項來自國內的單中心乳腺癌大樣本（ 8 396例）探索 BRCA1/2保乳手術和全切手術生存的回顧性隊列研究，納入 BRCA1/2突變患者 491例（ BRCA1 187例， BRCA2 304例），中位隨訪 7.5年，多因素生存分析顯示， BRCA1/2突變患者進行保乳手術與進行全切手術的生存無顯著性差異[13]。

專家組意見：保留乳房手術可以作為 BRCA1/2突變乳腺癌患者的選項。若 BRCA1/2突變乳腺癌患者病變適合保乳手術，且患者有保乳意愿，在告知同側乳腺癌反復 /新發(fā)原發(fā)癌風險和對側乳腺癌風險的前提下，可以慎重選擇保乳手術。

2）BRCA1/2突變乳腺癌對側乳腺預防性切除手術：國內的數據表明，攜帶 BRCA1/2突變的乳腺癌有較高的對側乳腺癌發(fā)病風險，尤其是有乳腺癌家族史的患者，其 10年對側乳腺癌發(fā)病風險接近 30%[6]。研究表明，對側預防切除能顯著降低對側乳腺癌發(fā)病風險（ ≥90%）。盡管 BRCA1/2突變患者的對側乳腺預防性切除是否能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總體生存率尚存在爭論，但現(xiàn)有的回顧性研究表明，臨床分期較早、病變預后較好且年輕的患者，更能從對側乳腺預防性切除中獲益[14]。

專家組意見： BRCA1/2突變的乳腺癌患者手術時需充分告知其對側乳腺癌的發(fā)病風險，尤其是有乳腺癌家族史的患者。對于乳腺癌預后較好且預期壽命至少 10年以上的患者，若患者選擇患側進行全切手術，更應與其討論對側乳腺預防性切除和（或）Ⅰ期雙側重建。
 

1.5.2 新輔助化療和解救治療
 

臨床前實驗提示， BRCA突變的乳腺癌細胞系對導致 DNA損傷的蒽環(huán)類藥物和引起 DNA交聯(lián)的鉑類藥物敏感，而對紫杉類不敏感。在新輔助化療研究方面，一項國內研究顯示 BRCA1突變的三陰性乳腺癌相比較于無突變患者對含蒽環(huán)類的新輔助化療更敏感 [15]。來自于德國的 GeparSixto Ⅱ期新輔助化療研究顯示，在三陰性乳腺癌亞組中（ 291例），無 BRCA1/2突變患者治療時含卡鉑組的病理有效緩解率（ 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 pCR）為 67%，不含卡鉑組的 pCR率為 36%，加入卡鉑能顯著提高非突變患者的生存率； BRCA1/2突變患者含卡鉑組的 pCR率為 65%，不含卡鉑組的 pCR率為 50%，但含卡鉑組和不含卡鉑組生存無差異。國內的一項納入 1 585例新輔助化療乳腺癌患者的回顧性隊列研究，患者接受蒽環(huán)序貫紫杉或蒽環(huán)序貫紫杉加卡鉑兩組隊列，在三陰性乳腺癌亞組中， BRCA1/2突變患者接受蒽環(huán)序貫紫杉加卡鉑治療，生存顯著優(yōu)于接受蒽環(huán)序貫紫杉治療的患者 [16]。針對 BRCA1/2突變的晚期三陰性乳腺癌的解救治療，Ⅲ期臨床 TNT試驗表明，卡鉑相比多西他賽能夠顯著提高客觀見效率及無進展生存期，而在無突變組兩者無顯著性差異。

專家組意見：針對 BRCA1/2突變的三陰性乳腺癌患者是否在新輔助化療方案中加入卡鉑尚存在爭議，綜合現(xiàn)有的研究，卡鉑可以作為一個選項或鼓勵納入臨床試驗。針對 BRCA1/2突變的晚期三陰性乳腺癌患者，建議使用卡鉑。

1.5.3 BRCA1/2突變乳腺癌的靶向治療 1）早期乳腺癌的靶向治療： PARP（poly ADP-ribose polymerase）抑制劑是治療攜帶 BRCA致病性突變腫瘤的有效靶向藥物，其作用是通過合成致死效應，特異的導致有 BRCA1/2突變的腫瘤細胞死亡 [17]。2021年公布的 Ol­ympiA臨床研究證實了 PARP抑制劑在早期乳腺癌輔助治療中的作用 [18]。該研究中位隨訪 2.5年的中期分析結果顯示， 1 836例 BRCA1/2胚系突變的 HER-2陰性高風險早期乳腺癌患者（其中 82%是三陰性乳腺癌），在完成局部治療和（新）輔助化療后，口服 1年奧拉帕利與安慰劑相比，無浸潤病變生存和無遠處轉移病變生存均得到顯著改善，其中主要研究終點 3年無浸潤病變生存提高了 8.8%（85.9% vs. 77.1%，P<0.001）。

專家組意見：建議針對 HER-2陰性的原發(fā)性乳腺癌患者進行 BRCA1/2胚系突變檢測，尤其是三陰性乳腺癌或 HER-2陰性 &激素受體陽性的高風險乳腺癌。若上述攜帶 BRCA1/2基因胚系突變的患者在完成新輔助化療后仍有殘留病灶，或完成輔助化療后，建議術后給予 1年的奧拉帕利靶向治療。

2）反復轉移性乳腺癌的靶向治療：多項Ⅲ期臨床試驗證實了 PARP抑制劑在 BRCA1/2突變的轉移性乳腺癌中的療效。 2017年 ASCO公布的 OlympiAD研究納入 302例 BRCA1/2胚系突變的 HER-2陰性轉移性乳腺癌患者，結果顯示單藥奧拉帕利組與標準單藥化療組相比，中位無進展生存期顯著延長 2.8個月（P<0.001），且客觀見效率高于化療組 2倍。另一項開放、隨機、全球Ⅲ期研究 EMBRACA同樣證實了另一種 PARP抑制劑 talazoparib在轉移性乳腺癌中的作用?；谏鲜鰞身椦芯拷Y果，相關國際指南均建議用奧拉帕利和 talazoparib治療 BRCA1/2胚系突變的 HER-2陰性轉移性乳腺癌。

專家組意見：基于上述兩項Ⅲ期臨床試驗研究結果，建議對所有 HER-2陰性反復轉移性乳腺癌患者進行 BRCA1/2胚系突變檢測，對于 BRCA1/2胚系突變患者，建議選擇 PARP抑制劑治療。

1.6 攜帶 BRCA1/2突變的健康人群的風險管理

1.6.1 攜帶 BRCA1/2突變的健康女性的乳腺癌風險管理

1） 嚴密監(jiān)測和早診：攜帶 BRCA1/2突變的健康女性從 18歲開始乳房自檢； 25歲開始每半年或 1年進行 1次乳腺臨床檢查； 25~30歲期間每年 1次乳腺 MRI篩查（優(yōu)先）或者乳腺 X線攝影篩查； 30~75歲期間每年 1次乳腺 X線攝影和 MRI篩查。相比于歐美女性，中國女性（尤其是年輕女性）乳腺致密度較高，有研究提示乳腺 X線攝影對致密乳腺篩查靈敏度降低 [19]。研究提示乳腺超聲在中國女性乳腺癌的早診方面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聯(lián)合乳腺 X線攝影能提高篩查靈敏度[20]，因此乳腺超聲可作為中國 BRCA1/2突變女性健康攜帶者乳腺癌篩查的有效補充。

專家組意見：推薦中國攜帶 BRCA1/2突變的健康女性從 25歲開始每年 1次乳腺 MRI檢查聯(lián)合每半年 1次乳腺超聲檢查，從 30歲開始在此基礎上增加每年 1次乳腺 X線攝影的檢查。若不具備 MRI條件，建議從 25歲開始每年 1次乳腺 X線攝影聯(lián)合每半年 1次乳腺超聲檢查。

2） BRCA1/2突變的健康女性的藥物預防：關于藥物預防，目前僅有小樣本回顧性研究表明他莫昔芬能降低 BRCA2突變健康攜帶者 62%的乳腺癌風險（ 288例， 11例BRCA2），對 BRCA1突變健康攜帶者是否有預防作用尚不明確[21]。

專家組意見：基于目前的證據，他莫昔芬尚不足以作為 BRCA1/2突變健康攜帶者的常規(guī)預防用藥，但可以納入臨床研究。

3） BRCA1/2突變的健康女性的預防性切除手術：多項前瞻性研究表明預防性雙乳切除術（bilateral risk-reducing mastectomy，BRRM）可以降低 BRCA1/2突變健康攜帶者 90%以上的乳腺癌發(fā)病風險，但 BRRM是否能為健康攜帶者帶來生存獲益目前尚有爭議 [22]。保留乳頭 -乳暈皮下腺體切除術（ nipple-sparing mastectomy，NSM）聯(lián)合乳房重建能很大程度上保留乳房外形和女性特征，且回顧性研究表明 BRCA1/2突變攜帶者 NSM術后殘留乳頭導管組織發(fā)生乳腺癌的概率非常低 [23]。國內已開展了 BRCA1/2突變健康女性的雙側乳腺預防性切除及Ⅰ期重建的臨床實踐 [24]，對 3例有明確乳腺癌家族史，年齡 34~36歲的 BRCA1/2突變的健康女性進行了預防性 NSM手術和Ⅰ期假體重建術，中位隨訪時間 18個月后無乳腺癌發(fā)生，且心理狀態(tài)良好。

專家組意見：針對 BRCA1/2突變健康攜帶者開展預防性雙乳切除，建議患者優(yōu)先選擇雙乳切除及Ⅰ期乳房重建術。相關手術需要慎重對待，嚴格選擇患者。結合中國的國情和文化，應綜合考慮下列因素： 1）患者有強烈的預防切除的愿望，且獲得家庭成員的支持； 2）患者必須是攜帶 BRCA1/2致病性突變，突變經過兩個獨立檢測機構驗證； 3）患者有明確的乳腺癌家族史； 4）應與患者及家庭成員進行多輪討論，充分告知手術的獲益、潛在的局限性和風險，給予患者充分的考慮時間； 5）選擇恰當的手術時機，結合家族中最早發(fā)生乳腺癌患者的年齡，盡量選擇 30歲以后； 6）若患者選擇Ⅰ期重建，可以采用保留乳頭 -乳暈皮下腺體切除術及Ⅰ期重建。

1.6.2 BRCA1/2突變攜帶者的卵巢癌風險管理
 

BRCA1/2突變攜帶者有較高的卵巢癌發(fā)病風險，其中中國香港人群數據顯示 BRCA1突變攜帶者 70歲累積卵巢癌發(fā)病風險為 21.5%，BRCA2的風險為 7.3%，BRCA1的風險較 BRCA2高[25]。

降低卵巢癌風險最有效的方法是預防性輸卵管卵巢切除術（ 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RRSO）?；趪H指南和國內數據，對于愿意接受預防性手術的人群，推薦攜帶 BRCA1突變的健康女性在 40歲進行 RRSO手術。 BRCA2突變攜帶者卵巢癌發(fā)病年齡顯著晚于 BRCA1攜帶者，因此攜帶 BRCA2突變的健康女性進行 RRSO手術的年齡可推遲至 45歲。對于不愿意采用手術方式干預的人群，可以采用每半年進行 1次經陰道超聲（ transvaginal ultrasound，TVUS）聯(lián)合血清 CA-125進行監(jiān)測。

1.6.3 攜帶 BRCA1/2突變男性乳腺癌風險管理

歐美 BRCA1和 BRCA2突變男性攜帶者乳腺癌 70歲累積發(fā)病風險分別為 1.2%和 6.8%～7.1%，遠高于一般男性的乳腺癌風險（ 0.1%）[26]。但相比于女性攜帶者，男性攜帶者發(fā)生乳腺癌的先進風險值較低，并且容易通過體檢及時檢出。因此對男性攜帶者而言，乳腺癌早篩方式主要是乳腺自查和臨床體檢。 2021年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 NCCN）指南推薦男性攜帶者從 35歲開始每月 1次乳腺自查，每年進行 1次乳腺臨床檢查。歐洲腫瘤內科學會（ ESMO）遺傳性乳腺癌篩查指南推薦男性攜帶者從 30歲開始每年 1次乳腺臨床檢查。

1.7 BRCA1/2突變攜帶者的優(yōu)生優(yōu)育
 

對于 BRCA1/2胚系突變的健康育齡期攜帶者（無論男性、女性），若有優(yōu)生優(yōu)育的意愿，不愿將致病性突變遺傳給下一代，可借助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PGD）技術，生產無 BRCA突變的下一代。 PGD技術是將攜帶者夫婦體外受精后篩選的無 BRCA1/2致病性突變的胚胎植入子宮。 2021年美國 NCCN指南及 2016年 ESMO遺傳性乳腺癌篩查指南均建議 BRCA1/2突變健康攜帶者在生育前考慮 PGD。

專家組意見：在遺傳咨詢中，針對健康的 BRCA1/2突變攜帶者，若其有愿望生產無 BRCA 1/2致病性突變的下一代，應充分告知 PGD相關知識及相關的獲益及風險，讓其決策是否采取上述措施。
 

2      TP53基因突變乳腺癌

TP53致病性胚系突變可導致罕見的 Li-Fraum­eni綜合征（ Li-Fraumeni syndrome，LFS）。 LFS的臨床特征是各種早發(fā)性腫瘤，包括軟組織肉瘤、骨肉瘤、早發(fā)性乳腺癌、腎上腺皮質癌和腦瘤等。國內單中心不加選擇大樣本的數據（ 10 053例）顯示 TP53在所有乳腺癌中的突變率約 0.5%，但是在早發(fā)性乳腺癌（首診年齡 ≤30歲）中的突變率可達 3.8%[27]。上述突變患者中僅有少數屬于 LFS，絕大多無 LFS。攜帶 TP53突變的乳腺癌相比較無突變患者，具有發(fā)病早、雙側乳腺癌比例高、預后更差的特點。

TP53突變攜帶者乳腺癌的發(fā)病風險高，且 TP53突變的乳腺癌發(fā)病年齡非常早（ ≤30歲），應該更早開始篩查。建議女性 TP53攜帶者從 18歲開始每月 1次乳腺自查；從 20歲開始每年 1次乳腺 MRI檢查和每半年 1次乳腺超聲； 30歲開始每年 1次乳腺 MRI、乳腺 X線攝影和每半年 1次乳腺超聲檢查。若家族中最早的乳腺癌患者發(fā)病年齡 <20歲，則攜帶者應酌情提前開始臨床體檢及影像學檢查。有明確乳腺癌家族史且預期壽命較長的女性健康攜帶者可考慮預防性雙乳切除術。

專家組意見：建議對發(fā)病年齡 ≤30歲的乳腺癌患者或來自 LFS家系的女性需要進行 TP53基因檢測。不推薦攜帶 TP53突變的乳腺癌患者進行保乳手術，對于預期壽命比較長的女性，可考慮對側預防性切除和Ⅰ期重建。 TP53健康攜帶者可以考慮進行雙側乳腺預防性切除和Ⅰ期重建。對于不愿意手術干預的健康攜帶者，從 20歲開始乳腺癌的早診篩查。
 

3      PALB2基因突變乳腺癌

研究表明 PALB2基因是乳腺癌高外顯率的易感基因。 PALB2基因胚系突變攜帶者的乳腺癌終生發(fā)病風險為 35%[28]。來自國內兩個中心的獨立大樣本研究表明，中國健康人群中 PALB2致病性胚系突變頻率為 0.19%[29-30]。中國 PALB2胚系突變女性攜帶者乳腺癌發(fā)病風險為一般女性的 5倍[30]，其他腫瘤的風險鮮見報道。

健康 PALB2突變攜帶者的乳腺癌早診篩查可以從 30歲開始每年 1次乳腺 X線攝影和每半年 1次乳腺超聲檢測，可考慮增加乳腺 MRI檢測。

專家組意見：建議早發(fā)性、三陰性乳腺癌和有乳腺癌家族史的乳腺癌患者進行 PALB2基因檢測。目前的證據提示保乳術不是 PALB2突變乳腺癌患者的禁忌證。針對 PALB2的健康攜帶者，建議進行早診篩查。
 

專家共識委員會

名譽組長

季加孚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專家組組長

解云濤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專家組副組長

吳　鳴　　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

丁培榮　　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賈淑芹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家族遺傳性乳腺癌執(zhí)筆專家

解云濤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專家組成員（按姓名拼音排序）

步召德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蔡得勝　　北京大學第一醫(yī)院

蔡紅兵　　武漢大學中南醫(yī)院

曹文明　　浙江省腫瘤醫(yī)院

陳益定　　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第二醫(yī)院

程　勇　　重慶醫(y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

丁培榮　　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高　陽　　武漢大學中南醫(yī)院

高雨農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龔　侃　　北京大學第一醫(yī)院

關海霞　　廣東省人民醫(yī)院

郭永軍　　河南省腫瘤醫(yī)院

胡　震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季加孚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賈淑芹　　北京市腫瘤防治研究所

賈永寧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姜　武　　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解云濤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鞠海星　　浙江省腫瘤醫(yī)院

康　山　　河北醫(yī)科大學第四醫(yī)院

冷家驊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李　雷　　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

李　寧　　中國醫(yī)學科學院腫瘤醫(yī)院

李　藝　　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

李文亮　　昆明醫(y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yī)院

李文濤　　河南省人民醫(yī)院

李子禹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劉方奇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劉雅萍　　北京協(xié)和醫(yī)學院

婁　閣　　哈爾濱醫(y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陸勁松　　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附屬仁濟醫(yī)院

羅定遠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yī)院

呂　青　　四川大學華西醫(yī)院

馬　飛　　中國醫(yī)學科學院腫瘤醫(yī)院

輦偉奇　　重慶市腫瘤醫(yī)院

歐陽能太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yī)院

齊曉偉　　陸軍軍醫(yī)大學西南醫(yī)院

曲芃芃　　天津市中心婦產科醫(yī)院

蘇麗婭　　內蒙古醫(yī)科大學附屬醫(yī)院

孫　輝　　吉林大學中日聯(lián)誼醫(yī)院

孫圣榮　　武漢大學人民醫(yī)院

陶厚權　　浙江省人民醫(yī)院

田小飛　　陜西省腫瘤醫(yī)院

王　冬　　重慶市腫瘤醫(yī)院

王　靜　　湖南省腫瘤醫(yī)院

王　珂　　天津醫(yī)科大學腫瘤醫(yī)院

王　權　　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一醫(yī)院

王　昕　　中國醫(yī)學科學院腫瘤醫(yī)院

王朝陽　　內蒙古醫(yī)科大學附屬醫(yī)院

王丹波　　遼寧省腫瘤醫(yī)院

王晰程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王曉彬　　遼寧省腫瘤醫(yī)院

韋　煜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魏　璽　　天津醫(yī)科大學腫瘤醫(yī)院

吳　鳴　　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

吳　畏　　中南大學湘雅醫(yī)院

武愛文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謝　菲　　北京大學人民醫(yī)院

邢加迪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邢曉芳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徐　棟　　浙江醫(y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yī)院

徐　燁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徐　曄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楊　升　　福建醫(yī)科大學附屬協(xié)和醫(yī)院

楊雪松　　北京大學第三醫(yī)院

姚　璐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葉定偉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尹如鐵　　四川大學華西第二醫(yī)院

于津浦　　天津醫(yī)科大學腫瘤醫(yī)院

袁　瑛　　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第二醫(yī)院

張　彬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張　春　　北京大學國際醫(yī)院

張　娟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張　凱　　中國醫(yī)學科學院腫瘤醫(yī)院

張　晟　　天津醫(yī)科大學腫瘤醫(yī)院

張　毅　　陸軍軍醫(yī)大學西南醫(yī)院

張海梁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張京偉　　武漢大學中南醫(yī)院

張連?！　”本┐髮W腫瘤醫(yī)院

張學斌　　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

張元珍　　武漢大學中南醫(yī)院

趙　任　　上海瑞金醫(yī)院

趙敬柱　　天津醫(yī)科大學腫瘤醫(yī)院

趙衛(wèi)東　　安徽省腫瘤醫(yī)院

鄭　虹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鄭　鴻　　四川大學華西醫(yī)院

鄭向前　　天津醫(yī)科大學腫瘤醫(yī)院

周靖程　　北京大學第一醫(yī)院

周曉燕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朱　耀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秘書組

組長　徐　曄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秘書　孫　潔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馮　懿　北京大學腫瘤醫(yī)院
 

參考文獻

[1]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 CA Cancer J Clin, 2021, 71(3):209-249.

[2]      Breast Cancer Association C, Dorling L, Carvalho S, et al. Breast cancer risk genes-association analysis in more than 113, 000 wo­men[J]. N Engl J Med, 2021, 384(5):428-439.

[3]      Sun J, Meng H, Yao L, et al. Germline mutations in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s in a large series of unselect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Clin Cancer Res, 2017, 23(20):6113-6119.

[4]      Li G, Guo X, Tang L, et al. Analysis of BRCA1/2 mutation spectrum and prevalence in unselected Chine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J]. J Cancer Res Clin Oncol, 2017, 143(10):2011-2024.

[5]      Deng M, Chen HH, Zhu X, et al.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outcomes of germline mutations in BRCA1/2 and PALB2 genes in 2 769 unse­lected breast cancer patients in China[J]. Int J Cancer, 2019, 145(6): 1517-1528.

[6]      Su L, Xu Y, Ouyang T, et al. Contralateral breast cancer risk in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carriers in a large cohort of unselec­ted Chinese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Int J Cancer, 2020, 146(12): 3335-3342.

[7]      Kuchenbaecker KB, Hopper JL, Barnes DR, et al. Risks of breast, ovarian, and contralateral breast cancer for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carriers[J]. JAMA, 2017, 317(23):2402-2416.

[8]      Yao L, Sun J, Zhang J, et al. Breast cancer risk in Chinese women with BRCA1 or BRCA2 mutations[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6, 156(3):441-445.

[9]      Su L, Zhang J, Meng H, et al. Prevalence of BRCA1/2 large genomic rearrangements in Chinese women with sporadic triple-negative or familial breast cancer[J]. Clin Genet, 2018, 94(1):165-169.

[10]    Pierce LJ, Levin AM, Rebbeck TR, et al. Ten-year multi-institutional results of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and radiotherapy in BRCA1/2­associated stage Ⅰ/Ⅱ breast cancer[J]. J Clin Oncol, 2006, 24(16): 2437-2443.

[11]    Cao W, Xie Y, He Y, et al. Risk of ipsilateral breast tumor recur­rence in primary invasive breast cancer following breast-con­serving surgery with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in China[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9, 175(3):749-754.

[12]    van den Broek AJ, Schmidt MK, van 't Veer LJ, et al. Prognostic im­pact of breast-conserving therapy versus mastectomy of BRCA1/2 mutation carriers compared with noncarriers in a consecutive series of young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Ann Surg, 2019, 270(2):364-372.

[13]    Wan Q, Su L, Ouyang T, et al. Comparison of survival after breast-conserving therapy vs mastectomy among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the BRCA1/2 variant in a large series of unselected chinese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J]. JAMA Netw Open, 2021, 4(4):e216259.

[14]    Schmidt MK, van den Broek AJ, Tollenaar RA, et al. Breast cancer survival of BRCA1/BRCA2 mutation carriers in a hospital-based co­hort of young women[J]. J Natl Cancer Inst, 2017, 109(8):329.

[15]    Wang C, Zhang J, Wang Y, et al. Prevalence of BRCA1 mutations and responses to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mong BRCA1 carri­ers and non-carriers with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J]. Ann Oncol, 2015, 26(3):523-528.

[16]    Zhang J, Yao L, Liu Y, et al. Impact of the addition of carboplatin to anthracycline-taxane-based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on surviv­al in BRCA1/2-mutated 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J]. Int J Can­cer, 2021, 148(4):941-949.

[17]   Curtin NJ, Szabo C. Poly(ADP-ribose) polymerase inhibi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Nat Rev Drug Discov, 2020, 19(10):711-736.

[18]   Tutt ANJ, Garber JE, Kaufman B, et al. Adjuvant olaparib for pa­tients with BRCA1- or BRCA2-mutated breast cancer[J]. N Engl J Med, 2021, 384(25):2394-2405.

[19]   Buist DS, Porter PL, Lehman C, et 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mam­mography failure in women aged 40-49 years[J]. J Natl Cancer Inst, 2004, 96(19):1432-1440.

[20]   Shen S, Zhou Y, Xu Y, et al. A multi-centre randomised trial com­paring ultrasound vs mammography for screening breast cancer in high-risk Chinese women[J]. Br J Cancer, 2015, 112(6):998-1004.

[21]   King MC, Wieand S, Hale K, et al. Tamoxifen and breast cancer in­cidence among women with inherited mutations in BRCA1 and BRCA2: 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breast and bowel project (NS­ABP-P1) breast cancer prevention trial[J]. JAMA , 2001, 286(18): 2251-2256.

[22]   Heemskerk-Gerritsen BAM, Jager A, Koppert LB, et al. Survival after bilateral risk-reducing mastectomy in healthy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carriers[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9, 177(3): 723-733.

[23]   Jakub JW, Peled AW, Gray RJ, et al. Oncologic safety of prophylact­ic nipple-sparing mastectomy in a population with BRCA mutations: a multi-institutional study[J]. JAMA Surg, 2018, 153(2):123­129.

[24]   張冬潔 ,付芬芬 ,謝凌鐸 ,等.BRCA1/2突變的中國健康女性乳腺預防性切除及Ⅰ期重建的臨床實踐 [J].中國腫瘤臨床 ,2020,47(1):34­38.

[25]   Zhang L, Shin VY, Chai X, et al.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pen­etrance of BRCA1/2 mutations among Hong Kong women[J]. On­cotarget, 2018, 9(38):25025-25033.

[26]   Tai YC, Domchek S, Parmigiani G, et al. Breast cancer risk among male BRCA1 and BRCA2 mutation carriers[J]. J Natl Cancer Inst, 2007, 99(23):1811-1814.

[27]   Sheng S, Xu Y, Guo Y, et al. Prevalence and clinical impact of TP53 germline mutations in Chinese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J]. Int J Cancer, 2020, 146(2):487-495.

[28]   Antoniou AC, Casadei S, Heikkinen T, et al. Breast-cancer risk in families with mutations in PALB2[J]. N Engl J Med, 2014, 371(6): 497-506.

[29]   Wu Y, Ouyang T, Li J, et al. Spectrum and clinical relevance of PALB2 germline mutations in 7657 Chinese BRCA1/2-negative breast cancer patients[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20, 179(3): 605-614.

[30]   Zhou J, Wang H, Fu F, et al. Spectrum of PALB2 germline mu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LB2-related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of 16, 501 unselected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5890 controls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J]. Cancer, 2020, 126(14): 3202-3208.

致謝審稿專家

《中國腫瘤臨床》秉承“引導創(chuàng)新、關注前沿、突出臨床、講求實用”的辦刊宗旨，以為讀者提供高質量的學術內容為己任，邀請腫瘤學學科帶頭人及出色學者作為審稿專家對每篇稿件進行把關與指導。在此，《中國腫瘤臨床》編輯部全體人員對承擔 2021年第 48卷第 23期文章審稿工作的專家致以誠摯感謝，其公平、客觀、正確、詳實的審稿意見使文章質量得到了有效提高。專家名單列示如下（按姓氏筆畫順序）：

王東旭　主任醫(yī)師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九八三醫(yī)院　　
付　強　副主任醫(yī)師　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yī)學院附屬同濟醫(yī)院　　
李小毅　教授　　 　　中國醫(yī)學科學院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　　
余科達　主任醫(yī)師　　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yī)院　　
岳東升　副主任醫(yī)師　天津醫(yī)科大學腫瘤醫(yī)院　　
賈　凱　副教授　　　山西醫(yī)科大學第一醫(yī)院　　
徐　農　主任醫(yī)師　　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第一醫(yī)院　　
徐國良　教授　　　　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　　
盛立軍　主任醫(yī)師　　山東第一醫(y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yī)院